为民解痛发展疼痛医学

 (严相默   清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我于1960年自延边医学院毕业，因成绩突出而留本校卫生学教研室任教。不久因附属医院缺乏临床医师，而从基础调往临床担任一名外科医师，从事普外和骨科工作。当时我院迫切需要开展心脏外科手术，但仅靠当时的麻醉力量难以胜任，于是院长提出希望大学本科毕业的年青医师来担任这项工作。同时指派我从外科改行去搞麻醉。1961年我被派到上海第一医学院中山医院麻醉科从师于吴珏教授学习麻醉学，从此跨入麻醉学的大门。开始从事临床麻醉工作和管理建设麻醉学科。

    医学是在分化和综合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1962年，我从上海学习归来，着手组建我院的麻醉科。从临床麻醉转入疼痛治疗，起源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正值夜班接到一位肠套叠需急诊手术的患儿，术前需钡灌肠观察肠套叠的位置及程度。患儿因剧痛哭闹，不予配合，我便给患儿作了硫喷妥钠基础麻醉和骶管麻醉，患儿哭闹声立见消失且骶管麻醉后肠套叠已完全复位，不需再进手术室。这是我第一次麻醉治病的实例，由此我认识到麻醉可以治疗疼痛性疾病。三年后的又一实例则更坚定了我对疼痛治疗的信念，一位肩手综合征患者，疼痛剧烈，生活不能自理，转治南北未愈，被介绍给我。根据患者病情及自己摸索的经验，我大胆对其作神经阻滞治疗后完全治愈。从此众多病人闻讯赶来就诊，于是在手术室旁，利用手术麻醉的间隙时间治疗许多疼痛病人，为患者解除许多痛苦。为满足愈来愈多病人的需求，经过一翻曲折，终于在门诊成立了“疼痛科”，走上了常规开诊的轨道。走到这一步，遇到了许多阻力，听到看到了很多反对的言论和行动。我的第一篇疼痛临床的论文《一些疼痛综合征的治疗》发表于中华麻醉学杂志1983年第3期上，当时引起众多麻醉届同仁们的注意。1987年6月份山西汾阳地区医院闻讯，邀请我去山西举办疼痛诊疗学习班，这篇讲稿就成了最初的《疼痛临床讲义》。翌年出版了《临床疼痛学》，一致作为医学院麻醉学专业教材。此后在延吉先后举办了9次全国临床疼痛学讲习班（后5次为卫生部国家级继教项目），参班者迄今共500余人。1991年在北戴河疼痛基础与临床学习班上，我接触并参加了中华医学会疼痛学会（CASP），此后每年我都宣传并介绍广大麻醉医生参加CASP。希望将我们的队伍更加壮大，健康的发展。

     为民解痛，是我永恒的宗旨。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正确的诊断，如果诊断错了，再好的治疗方法也无济于事，达不到治疗目的。因此在借助现有的各种诊断技术进行诊断，必要时请其他科室专家会诊，虚心听取意见的同时更应注意应用有关疼痛基础医学知识，经全面考虑、周密分析后下结论。

    任何事情要看其结果，治疗疼痛亦然，当选用某种疗法时，应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其优缺点，在操作上应选用自己最熟练、最有把握的方法。

    促进疼痛医学的发展需加强多学科的合作，加强学科之间的沟通信息和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将成功的经验及时应用于病人的诊疗上。同时还需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及时掌握国外诊疗疼痛方面的新技术、新方法，掌握有关疼痛的基础医学新理论。

    疼痛科医师面临的疾病除急痛、慢痛、恶痛三大类之外还有无痛性痉挛、麻痹等疾病，通过漫长的临床实践，我归纳了约有120余种疾病。癌性疼痛是较大的难题，三阶梯法正在普及，虽然也用些吗啡等麻醉性镇痛药或口服Brompton合剂，但临床上常见有些癌症顽痛确实难以控制，需要做脑下垂体阻滞等技术方能控制。我想今后更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发展疼痛医学，为民解痛，我愿付出我的余生。